丧葬仪式中情感的表达强制性

回答“什么是多样性”的问题，大多停留在描述层面。西方表达的另一个核心点是强调葬礼仪式中情感表达的强制性。表面上强调情感表达的规律，实质上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关于强迫的来源，有一组双面的答案:社会决定和文化塑造。
在社会决定论的倡导者看来，丧葬仪式中的行为“通常是强制性的”，不履行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群体强加给他们的责任”。这种对“强制”的解释带有涂尔干对“社会事实”定义的影子；把反对仪式降低到心理层面的做法，显示了法国年鉴学派“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的倾向。涂尔干拒绝任何诉诸灵魂或精神的解释。情感以集体的方式被唤醒和强化。如果社会中有很强的联系，那么成员们会感受到分享集体情感的道德压力。情绪状态的改变是暂时的。当社会情绪受到伤害时(比如成员去世)，人们会做出更强烈的反应，人们会形成更紧密的关系。精神交流的状态增强了社会的活力，并再次产生了希望。很快，人们将不再悲伤。

文中提到的同一场葬礼不同阶段的情感多样性，也可以从社会决定论来解释。同样的尸体，在中间阶段是危险的，令人恐惧的，但在最后的葬礼之后，却能成为一种守护力量。为什么不洁会变成圣洁，邪恶会变成善良？这两个极端的对立恰恰是两面的关系，因为两种状态都是集体生活的表现和结果，两个层面之间的转换是社会状态变化的反映。最后的结论归结为社会决定论的观点和神圣与世俗的二分法:宗教生活无论外表如何复杂，本质上都是一元一体的，其目的是使人超越自我。

社会决定论对强迫性和情感真实性的区分并不一定意味着两者脱节。葬礼仪式中强制性的情感表达也可以是真诚的。莫斯提出了一个语言的隐喻来描述这种统一:葬礼中的情感表达“它们不仅是纯粹的情感表达，也是被理解的表达的符号。简而言之，它们是一种语言。”葬礼中的情感表达不仅是语言一样的个体之外的社会规范，也是语言一样的个体之间交流的符号。另一个统一性在于仪式的功能。仪式的强制表达和情感与维护社会团结和存在的目的是统一的:‘哭是对仪式参与者之间社会团结纽带的肯定，通过唤起依恋使他们意识到这种关系。"

就像光的波粒二象性一样，“文化”和“社会”是相互关联的。所以“文化塑造”强调个体之外的宏观力量水平与“社会决定”是相通的，但整体立场更注重逻辑的整体强调。

文化人格学派的文化塑造理论强调精神气质或人格的中介作用。它可以塑造文化人格，某一文化中的个体可以形成与其他文化不同的相对一致的人格特质。由于这种个性，特定的情感表达在仪式场景中得以实现。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情绪人类学中的文化塑造理论基本抛弃了前人看重的人格这一中介变量，将情绪直接置于视野的中心，揭示了各种二元对立(普遍主义/相对主义、实证主义/解释学、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隐含在以往的情绪研究中，同时强调情绪体验的复杂性。强调情绪不仅是一种自然的心理状态，而且是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塑造的。文化差异根植于情感，葬礼中的情感表达也受到文化法典的规范。比如上面提到的大溪地研究指出，大溪地人在丧葬仪式中的情感表达仍然受当地共有的死亡观念和情感表达习惯支配，当地人会用各种理由来合理化个人不符合习俗的行为。

无论是社会决定论还是文化塑造论，其着眼点都是公与私、集体与个人、建构与身体等二元对立。尽管后来的学者们开始了各种整合二元对立的努力，但他们并没有反思这种二元对立的根源。这就导致了当西方的表述进入我们熟悉的中国经验时，为什么以及如何“质疑”中国经验的不适。

千古殡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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